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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刑事业务发展的大趋势
来源: | 作者:123 | 发布时间: 2021-09-18 | 1686 次浏览 | 分享到:

  律师刑事业务发展的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阵地转移,职务犯罪、涉黑涉恶犯罪辩护空间缩小,经济犯罪、毒品犯罪辩护大有可为

  

  从近年来的统计数据看,我国职务犯罪案件总量逐年下降。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职务犯罪案件(贪污贿赂、渎职):2016年是4.5万件,6.3万人;2018年是2.8万件,3.3万人;2019年是2.5万件,2.9万人;2020年是2.2万件,2.6万人,呈逐年递减之势。而且,从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处理违法违纪人员的统计数据看,运用第四种形态(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侦查的)已成为极少数,仅占总数的3.5%,未来职务犯罪案件数量还将持续下降。兼之,《监察法》实施背景下,监察委的调查卷宗基本决定了之后的程序活动和诉讼结局,职务犯罪辩护空间愈加逼仄。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未来常态化背景下,对黑恶势力犯罪认定的实体门槛和证据、程序要求大幅度调低,兼之公检法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导致此类案件辩护空间缩小、难度加大。

  

  相对而言,数量较多而又具有较大辩护空间的,是《刑法》第三章规定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和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毒品犯罪”。此类案件的法律定性争议大,又不具有敏感性,当事人也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和意愿,已成为一线刑辩律师的主阵地、主战场。

  

  第二个趋势:协商型辩护将跃为主流,量刑辩护更加精细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带来了刑事辩护方式的重大调整:从对抗型辩护为主,走向协商型辩护为主;绝大多数案件重在量刑辩护,量刑辩护趋于精细化。这就要求广大刑事律师要适应形势变化,学习掌握协商辩护、量刑辩护的方法和技术,通过辩诉协商来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

  

  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判处轻缓刑(含缓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及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比例不断上升,目前接近50%。而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目前占比仅为10%上下。

  

  与之相适应,刑事司法处理犯罪的方式、方法也在调整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和推进。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的《工作报告》,2020年适用认罪认罚胸宽制度的案件,已占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审结人数的86.8%;法院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采纳率为94.9%。

  

  第三个趋势:阶段前移,审前辩护、捕前辩护愈加重要

  

  案件一旦到了审判阶段,要求得一个无罪的结果,是极其困难的。我国法院的无罪判决率,一直处于极低水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工作报告》:2020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11.6万件,判处罪犯152.7万人。依法宣告656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84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也就是说,无罪判决率为万分之6.8(包括公诉无罪和自诉无罪),其中公诉案件无罪判决率为万分之4.3。

  

  而在审前阶段,获得不批捕、不起诉的概率,就大得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21年《工作报告》: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770561人,不捕233065人,不捕率23.3%。同比增加0.9个百分点。共决定起诉1572971人,决定不起诉249312人,不起诉率13.7%,同比增加4.2个百分点。可见,审前阶段的辩护空间较大。

  

  尤其是在检察机关实行“捕诉一体”后,捕后不诉的可能性减少,逮捕成为刑事案件的一个关键点、分水岭,捕前“黄金37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第四个趋势:要求更高,刑事司法分工更细,刑事辩护更加专业化、精细化

  

  从检察、法院机构改革的趋势看,都在强化业务、队伍的专业化。检察机关“捕诉一体”后,按照案件类型组建了多个专业化刑事办案机构,公诉人不再是什么刑事案件都办,而是专注于某类案件。法院除了一直就设立有专门的刑事审判机构外,近年来还先后设立了互联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专业审判机构。这些都表明,检察、法院都在强化专业化建设。

  

  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的各侦查机关,很早之前就实现了专业化。公安机关侦查部门,早已细化分工为刑侦、经侦、禁毒、网侦等多个专业部门,专业化程度更高。

  

  与之相适应,刑事辩护只有是专业化、精细化的,才能与公检法刑事执法、司法部门实现有效对接、沟通,“万金油”式的律师愈来愈不适应刑事辩护要求。

  

  第五个趋势:合规兴起,刑事合规业务蓬勃发展

  

  近年来,对刑事合规的学术理论讲究如火如荼,但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激励机制,即我国立法并未规定有效的合规计划可以为成为涉嫌犯罪的企业寻求不起诉、作出无罪抗辩、获得减免处罚或者获得暂缓起诉的依据,因此,刑事合规业务难以成为广大企业的硬需求,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

  

  但从去年开始,情况就不一样了。2020年3月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上海浦东、金山,江苏张家港,山东郯城,广东深圳南山、宝安等6家基层检察院开展企业合规改革第一期试点工作。试点单位对民营企业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同时,探索督促涉案企业合规管理,促进“严管”制度化,防范“厚爱”被滥用。今年4月,第二期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启动。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等十个省(直辖市)。

  

  更重要的是,改革试点的最终目的是要探索建立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而在2022年第二期试点结束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望正式授权检察机关推行“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改革试点。这就意味着,刑事合规和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将正式进入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应修订也将提上日程。有了立法上的奖励机制,企业的合规需求就会被激发,律师合规业务必然蓬勃兴起,成为律师业务拓展的新蓝海。当然。要做好刑事合规业务,需要一个律师团队紧密协作、具备完善知识结构和综合服务能力,而且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通过毛立新律师的分享,让一些青年律师在迷茫的路途中找寻到了自己的方向,也给一些资深的律师提了一个警钟。在时代飞速发展的大情势下,做到合适的断舍离才能促使自己更专业,在法律这条大道上才能走得更远。